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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志，吉林省長春市人，哲學博士。1981年，姚大志結緣吉林大學哲學專業(yè)，畢業(yè)后留校任教至今，現(xiàn)為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中國現(xiàn)代外國哲學學會常務理事，曾任教育部哲學學科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1999年獲寶鋼優(yōu)秀教師獎，200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2005年當選吉林省首批高級專家，1994-1995年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進修，2004年2-8月作為高級研究學者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訪問研究。

姚大志教授長期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發(fā)表了大量學術成果（其中包括專著、譯著和論文），是我國政治哲學研究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和推動者。其主要著作有：《姚大志自選集：什么是政治哲學》（2018）、《平等》（2017）、《正義與善——社群主義研究》（2014）、《羅爾斯》（2011）、《當代西方政治哲學》（2011）、《何謂正義：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2007）、《現(xiàn)代之后——20世紀晚期西方哲學》（2000）、《人的形象》（1999）、《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理論》（1993）等。譯著有：《被檢驗的人生》（諾奇克著）（2015）、《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羅爾斯著）（2011）和《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諾奇克著）（2008）等。近二十余年，姚大志先后在《哲學研究》《世界哲學》《學術月刊》《哲學動態(tài)》等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160余篇，在對正義理論的相關問題進行系統(tǒng)研究的同時，也對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領域中的諸多重要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其中，《分配正義：從弱勢群體的觀點看》等系列論文在學術界產生了較大反響。

結緣吉大

記者：老師您好，很榮幸對您進行訪談。您是如何與吉大結緣，又是因為什么選擇了哲學專業(yè)呢？

姚大志：首先，應該說我比較幸運。我說自己幸運，原因有兩個：一是我沒有讀過本科，但是最后在吉大做了一名哲學教師；二是我也沒有專門學過外語，但后來有幸去到全世界最好的公立、私立大學學習哲學。所以，我說自己比較幸運。

其次，我選擇哲學系，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自己喜歡。1972年到1981年這10年，我一直在原來的長春地質學院工作。81年底，我同77級本科一起考吉林大學哲學系，所以要按輩分，我也應該算77級。后來，考研究生，我報考了西方哲學專業(yè)，并于84年底畢業(yè)后留校至今。

明師砥礪

記者：您讀書時師從著名哲學家鄒化政先生，在跟隨鄒老師學習期間您有哪些難忘的經歷？您的導師在哪些方面對您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姚大志：我自己覺得有很深印象，同時對我也有很大影響的就是我的導師鄒化政教授。那時候，我們經常到老師家里去。鄒老師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他不會聊天，要是說起家常，他就坐在那靜靜聽著，時不時禮貌地應一兩聲；他又滔滔不絕，要是談到學術，他就會一直跟你討論，直到你主動離開他家為止。所以我每次去鄒化政老師家，幾乎都會跟他討論問題。比起課堂，跟他的這種個人之間的交流對我的影響更深。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們會就讀書過程中所涉及到的問題展開幾乎涵蓋哲學所有領域的討論。通過討論我發(fā)現(xiàn)了鄒老師最大的特點——他對傳統(tǒng)哲學的每一個領域所關涉的細微問題都做過非常仔細地研究和思考，這一點非常得難能可貴?？赡苷蛉绱耍u老師才能夠在國內哲學界享有如此高的聲望。這是導師對我影響最大的地方，他促使我更仔細地研究和思考傳統(tǒng)哲學的所有問題。

學術探索

記者：如今，您從事哲學理論研究已40余載。在您的學術生涯中，是否有過一些重要的研究轉向？請您談談自己的學術經歷，和您認為自己最具影響力、最有意義的研究成果。

姚大志：我個人的學術生涯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80年代初主要研究斯賓諾莎，我的碩士論文也是做的這個方向。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研究意識形態(tài)理論，那也是我的第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結項之后，出版了《現(xiàn)代意識形態(tài)理論》這本書。90年代初至今，我的研究主題就是政治哲學了。

要說成果，目前我自己做的工作，最重要的且最有影響的應該是《現(xiàn)代之后》這本書。說這本書重要的原因在于，90年代初，我自己有一個粗略的看法。那時我一直在講授現(xiàn)代西方哲學這門課程，而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講到20世紀60、70年代就為止了。但我自己隱隱覺得20世紀晚期，西方哲學跟之前已經有了明顯的變化，只是這種感覺還不明朗。在此之前，歐陸哲學就是現(xiàn)象學，英美哲學就是分析哲學。94年，我去伯克利學習，在那里工作了一年，讀了很多的書，也去課堂聽課，同時還同那里的教授、學生有一些交流，這個時候我自己對于西方哲學出現(xiàn)的一些變化開始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后來，我在《現(xiàn)代之后》這本書中將我自己對這種變化的理解表達了出來。這個變化，現(xiàn)在有人說是政治哲學轉向。

在那本書的上半部“政治與歷史” 中，我首先講了政治哲學的問題，介紹了我所認為的一些最重要的問題；在下半部“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中，我主要探討了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的一些爭論。這是基于我自己的一個理解，西方當代哲學，英美哲學的新變化是70年代后政治哲學的興起，而歐陸哲學的新變化則是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之間的爭論。《現(xiàn)代之后》這本書把我從90年代初開始的近十年的思考表達了出來，同時這本書也產生了相應的影響。很多學生要了解西方哲學的現(xiàn)狀，從中文文獻大致只能通過這本書來獲得。

記者：正如您所說，自20世紀70年代起，政治哲學開始居于哲學舞臺的中心，成為當代世界哲學的顯學。作為國內最早以政治哲學作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學者，當時您是如何敏銳地捕捉到這個方向的？

姚大志：這是因為我自己一直以來對這個領域感興趣。你比如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做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研究，這個研究的最重要的、最大量的內容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最有建樹的人物當屬葛蘭西、盧卡奇，以及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哈貝馬斯。那個時候通過研究意識形態(tài)理論，我開始接觸到這些人物。從現(xiàn)在的視角看，這些理論本質上也是一種政治哲學，這些哲學家們所做的研究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他們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繼承了馬克思哲學的批判維度。在這個意義上，意識形態(tài)理論其實也是政治哲學。我后來的工作，就是從這里出發(fā)延續(xù)而來的。

然而，真正開始對政治哲學做專門的研究，肯定是同我在伯克利做的工作、讀的書密切相關。羅爾斯的《正義論》之前也讀過，但是我發(fā)覺國內學界對羅爾斯《正義論》這本書的理解有偏頗?！墩x論》的中譯本80年代就出版了，國內也有很多人讀過，但是在國內它更多地被視為一部倫理學著作，人們也都是從倫理學這個角度來閱讀和理解羅爾斯的《正義論》的。我在伯克利回過頭來再重讀羅爾斯的《正義論》時意識到不是這樣的——這主要不是一本關于倫理學的書，而是一本政治哲學的著作。它不僅僅是一部政治哲學的著作，它還為政治哲學開啟了一個新的紀元。

在有了這個想法之后，我覺得這種政治哲學同中國社會目前的狀況有高度的相關性，中國社會確實需要某種正義理論。所以從95年回國之后，就非常明確了，我自己無論是在會議上，在課堂上，包括所寫的文章主題，全部都轉移到政治哲學，集中到正義理論上來了。正義理論能夠為我們提供某種參照，甚至某種指導。所以近20年來，我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對這個領域的研究上來了。

記者：您在很多著作和文章中都提到過，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興起以1971年羅爾斯發(fā)表《正義論》為標志，那么，國內的政治哲學研究是否也有一個相應的起點？您能否從這個角度來談談國內政治哲學學科屬性的確定？

姚大志：如果要找一個標志性的起點，那就是1997年的撫松會議。這次會議緣起于1996年以新實用主義為主題的桂林會議。那時外國哲學協(xié)會的會長是涂紀亮先生，他知道我剛從美國回來，就希望我能在會上發(fā)言，講一講。因為我自己對新實用主義沒有什么興趣，所以我沒有給大會提交論文，更沒想做發(fā)言。但是涂先生堅持要我講，我就跟涂先生說，我對新實用主義不感興趣，我想講講我感興趣的東西，我認為有意義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政治哲學。所以，那個會上我就做了一個發(fā)言，他們都講實用主義，只有我講了我認為現(xiàn)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出現(xiàn)的一個新的趨勢、新的潮流——政治哲學的興起。

那也許是國內學術會議上第一次有人講政治哲學。會后，大家討論下一年的外國哲學年會在哪里開，當時鄒鐵軍老師也在，我們就說，我們吉林大學來辦吧。當時的秘書長是賈澤林先生，賈先生就問我主題是什么，我就說，主題就是政治哲學。這樣在1997年的8月份，吉大哲學系在吉林省撫松縣的仙人橋（長白山腳下）主持召開了主題為政治哲學的會議。這是中國第一次專門的政治哲學會議。

當時國內最主要的一些大學都有學者來參加這個會議，盡管大家當時對政治哲學還所知甚少，但大家都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因此，往后的幾屆外國哲學年會，幾乎都是討論政治哲學了。每一次會議上羅爾斯都是主角，不論會議的主題是什么，大家都開始關注政治哲學了。

記者：盡管政治哲學的研究在國內開展得較晚，但發(fā)展很快。作為國內政治哲學的主要開創(chuàng)者和推動者，您能否跟我們講講促使政治哲學在中國迅速起步和發(fā)展的標志性事件？

姚大志：如果非要說一個標志性事件，我個人認為是由《江海學刊》發(fā)端，后被《新華文摘》全部轉載的一組稿件的發(fā)表。這件事還要說回到撫松會議。當時還是《江海學刊》年輕編輯的韓璞庚先生參加了這次會議。韓璞庚先生對學術問題擁有極好的理解力，對學術潮流具有異乎尋常的直覺。雖然他那時對政治哲學沒有多少了解，但這次會議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意識到了政治哲學對今日中國所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在從仙人橋返回長春的客車上，他向我提出一個建議：由我來代表《江海學刊》向國內的政治哲學研究者約稿，以形成一組筆談由該刊發(fā)表。

我對這個建議非常感興趣，因為我希望政治哲學在中國迅速起步和發(fā)展，而且也知道這組文章將會對這種研究產生有益的推動作用。最終，這組主題為政治哲學的文章發(fā)表于《江海學刊》1998年第3期——它由5篇文章組成，作者是萬俊人教授、徐友漁研究員、韓震教授、顧肅教授和我。

這一組文章發(fā)表后，立即就被《新華文摘》（1998年第8期）轉載。由5篇文章構成的一組文章，全部被《新華文摘》全文轉載，這種情況非常罕見。這說明《江海學刊》和《新華文摘》兩個編輯部具有卓越的學術眼光和學術判斷力。由《江海學刊》發(fā)端，然后經《新華文摘》推波助瀾，它們在中國政治哲學研究的起步階段給予了有力的支持，對其發(fā)展給予了有力的推動。

出國訪學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自己出國訪學的經歷，在伯克利和哈佛留學期間，發(fā)生過哪些有趣的事情和您至今難忘的經歷?

姚大志：1994年，我在伯克利學習，我所屬的研究所所長在了解了我的學術工作后，跟我推薦了兩個人的課程。一位是歷史系的教授馬丁·喬伊，他是英語世界的歐洲戰(zhàn)后思想的專家，對法蘭克福學派、法國存在主義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另一位就是伯納德·威廉姆斯，他的課程主題與我的興趣十分相合，他在當時已經是非常有影響的道德哲學家和分析哲學家了。

那個時候最有影響的分析哲學家?guī)缀醵荚诓死合翊骶S森，他的課聽的人很多，甚至會有些資歷很深的教授坐在前排；像塞爾，他的課都是在大的階梯教室，他講心靈哲學一般都有幾百人去聽課；相比之下，威廉姆斯的課卻在一個十分不起眼的小教室，只有6、7個人圍坐在他身邊。我覺得很奇怪，同樣都是很有影響的哲學家，相比之下聽威廉姆斯課的人卻非常非常少，現(xiàn)在回想起來也依然覺得很有意思。特別是后來2004年去哈佛，桑德爾講正義理論的課程，大致每年都有700到900人修他的課。那個時候哈佛學院每一屆大概有1300名本科生，他的課堂人尤其多。再回想起威廉姆斯的課程，你就會發(fā)現(xiàn)，人少不能說這門課程不重要、不好或沒有價值。特別是最近一些年，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都有很多人關心威廉姆斯，研究他的人也越來越多。我94年去伯克利的時候，國內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直到當時東亞研究所的所長魏斐德（美國最好的漢學家之一）給我介紹了威廉姆斯，我才知道了這個人，了解了他的工作，知道了他的重要意義。

實際上，在60年代之前，整個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都是功利主義一統(tǒng)天下，改變這種局面的最主要的兩個人就是羅爾斯和威廉姆斯。他們兩個從60年代開始批評功利主義，使大家認識到功利主義有很多缺陷，也促使越來越多的道德哲學研究者開始從康德那里尋求思想資源。

至于留學期間的難忘經歷，我到伯克利去，首先對那個學校感覺很好，至今我也認為它是一所很好的學校，我非常喜歡伯克利。我剛才說我去過兩個最好的學校，最好的公立大學和最好的私立大學，就是伯克利和哈佛。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講，我更喜歡伯克利。那個學校非常有意思，學校南門附近有個小廣場，幾乎每天都發(fā)生各種各樣的事情。那里的學生思想非?；钴S，包括老師也是這樣。那里經常有各種各樣的講座，各種各樣的報告會，各種各樣的課程。整整一年的時間，我都在那里學習，非常忙碌。一大早就去課堂聽課，下了課又去圖書館找書看，一直到晚上才回到公寓?，F(xiàn)在想來什么最難忘？我想最難忘的應該就是當時那種狀態(tài)。這可能跟年紀有關系，因為那個時候精力充足，可以非常努力地工作。當時晚上要讀從圖書館找回來的書，一書包的書，讀得很快很快?？赡苡惺緯渲形灞就砩隙家^一遍。為什么呢？因為要決定拿哪些書去復印。所以我在伯克利的時候復印了好多好多的書。就是這樣，從早到晚，滿滿的都是工作。現(xiàn)在很懷念那個時候，原因也在這兒，那時候有那種熱情，也有那種能力去學習。在伯克利時，我聽課、聽講座、辦公都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天天在哲學系、政治學系、東亞研究所三個地方來回轉。相比之下，后來到哈佛的時候，就沒有在伯克利學習時那么充沛的精力

（姚大志于哈佛大學哲學系前留念）

記者：近30年來，您在政治哲學領域投注了大量的精力，做了很多有影響力的研究，發(fā)表了諸多既具開創(chuàng)性，又富推動力的學術成果。這些成果既是您個人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文字記錄，也可以說是整個中國政治哲學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發(fā)展見證。請您談談自己的代表性專著，跟我們講講當初寫這些書的初衷，以及它們在中國政治哲學發(fā)展史中產生的影響。

姚大志：1999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提議，由我主編，來出版一套《當代世界前沿思想家叢書》。這套叢書共有6本，除《羅爾斯》之外，還有《諾齊克》《?？隆贰独麏W塔》《德里達》以及《哈貝馬斯》。這套導讀是國內引入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前沿思潮的第一套叢書。

（當代世界前沿思想家叢書）

我剛才也提到，2000年之后，我所做的研究就比較集中了，幾乎都是在政治哲學正義理論這個框架之下。這其中有關于個人的研究，比如《羅爾斯》。在這本書中，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解讀羅爾斯的《正義論》。《正義論》的發(fā)表不僅在西方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它改變了西方哲學的發(fā)展軌跡，直接促成了當代的“政治哲學轉向”，而且也成為了中國政治哲學發(fā)展的源動力——它促使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由涓涓溪水蔚然成為一種澎湃潮流”。

也有關于專題的研究，比如《正義與善——社群主義研究》《平等》。在《正義與善》（簡稱）這本書中，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勾勒一副社群主義的導圖。在這幅圖景中，四類社群主義者——哲學社群主義者桑德爾、政治社群主義者沃爾策、古典社群主義者麥金太爾以及新社群主義者埃齊歐尼——從不同的理論取向和批判視角出發(fā)，以“共同體”為“矛”來挑戰(zhàn)以羅爾斯為代表的自由主義。這些探討不僅為我們更好地認識自由主義的局限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參照，同時也為我們更好地理解當代政治哲學延展開了一個思考的框架。此外，社群主義還與中國的儒家思想以及馬克思主義有很多互通之處，也正因如此，它對中國學者具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在國內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然后是《平等》。這本書從前沿視角探討了當代政治哲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平等主義”。雖然平等主義在當代社會已經深入人心并成為具有支配性的正義觀念，平等也被看作是最流行、最重要的價值和原則，但這并不是沒有爭議的。因此，我從對平等的內部爭議——“什么的平等”（即平等主義者們所說的平等各指什么）以及對平等的外部挑戰(zhàn)——“應得”與“資格”理論（即平等主義的兩個主要理論對手）出發(fā)，就分配正義理論的一些重要問題給出了一些論證，以期學術同行們一起來關注中國社會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

還有關于整個政治哲學的研究，比如《何謂正義：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研究》這本書?！昂沃^正義？”這一問題，是當代政治哲學研究和爭論的焦點。對此，政治哲學家們給出了與羅爾斯不同的回答：德沃金認為正義是平等，諾奇克認為正義是權利，拉茲認為正義是善，麥金太爾認為正義是應得，沃爾策認為正義是社會意義，哈貝馬斯認為正義是程序，而后現(xiàn)代主義者則認為正義是各種各樣的。在這本書中，我對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西方政治哲學進行了全面梳理，對各種主要派別的理論，特別是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所謂的“第三勢力”理論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評，試圖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提供一幅清晰的畫卷。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一些重要的學術會議、期刊發(fā)表以及代表性專著?？紤]到政治哲學的學科屬性，譯著也是推動中國政治哲學發(fā)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您能否談談您在譯著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姚大志：我在譯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基于我對當代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判斷。在我看來，羅爾斯和諾奇克是西方當代最重要的兩位政治哲學家，《正義論》和《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更是對當代政治哲學影響最大的兩部經典。所以，我所翻譯的幾本書主要是圍繞這兩個人進行的，它們分別是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正義新論》，以及諾奇克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和《被檢驗的人生》。

其中，《作為公平的正義》這本書比較特別。這本譯著共有三個版本，分別是2002年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的第一個版本，次年由臺灣左岸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個版本，以及2009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一個修訂本。這本書的原著是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我在開始翻譯這部書的時候，使用的是校對稿。當譯稿已經接近完成時，我才收到正式出版的這部書。所以實際上，這是一部原文和譯文同時出版的著作。

與《正義論》相比，這本書有一些新的特點：它的許多重要觀點是《正義論》所沒有的；它對《正義論》進行了一些修正以回應一些批評；它表達了羅爾斯正義理論在內容、論述、論證以及觀念方面的一些變化；總之，它是對羅爾斯正義理論的一種最新的、全面的、系統(tǒng)而又不失簡略的統(tǒng)一闡述。

我所翻譯的《無政府、國家和烏托邦》是2007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是《外國倫理學名著譯叢》當中的一本。諾奇克的《無政府》（簡稱）與羅爾斯的《正義論》針鋒相對，對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構成了有力挑戰(zhàn)。自由與平等作為最重要的兩種政治價值，兩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然的張力。在當代自由主義中，羅爾斯靠近平等的一端，諾奇克靠近自由的一端。如果說羅爾斯的理論是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那么諾奇克的理論就是一種極端的自由主義。如果說解讀羅爾斯的關鍵詞是正義，那么解讀諾奇克的關鍵詞就是權利。這是因為，對于羅爾斯而言，正義意味著平等，任何不平等都是應該而且能夠加以糾正的。而對于諾奇克來說，正義意味著權利，而權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另一個譯本《被檢驗的人生》是2015年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經典》系列當中的一本。羅爾斯與諾奇克之間的鮮明對照不僅體現(xiàn)在二人的學術思想上，也體現(xiàn)在二人的學術生涯上：羅爾斯的研究領域始終如一，對正義的關注貫穿于其漫長學術生涯的始終。而諾奇克則是隨興所至，研究領域不斷變化，其中包括形而上學、本體論、知識論、邏輯學、政治哲學和道德哲學等。這本《被檢驗的人生》算是一本哲學沉思，其主題是人生哲學，其論題既涵蓋了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愛情、死亡，也探討了形而上的實在、宗教和神學。在這本書中，我們能夠了解到一個完整的諾奇克。

理論前瞻

記者：西方哲學經過歷史的沉淀，已有過多次主題的轉換。您認為近年來當代西方哲學有什么值得關注的重要變化和發(fā)展趨向？

姚大志：宏觀上來看，70年代以來西方哲學的最大轉變就是從傳統(tǒng)的理論哲學向實踐哲學的變化，這是一個總的格局。70年代之后，人們越來越關注實踐哲學的相關主題，不僅研究的成果越來越多，研究的問題也越來越深入。相比之下，人們對傳統(tǒng)的理論哲學的興趣日漸衰退。近些年來，理論哲學也鮮有那些產生很大影響的著作了。這兩個實際上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因為只有研究深入了才會出現(xiàn)大量的重要著作。比如說，羅爾斯1971年發(fā)表《正義論》之后，出現(xiàn)了大量的回應文獻，像諾奇克、德沃金，沃爾策的書，這意味著正義理論獲得了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的共同關注。很多很多人們認為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都在這個階段發(fā)表出來了。但是，傳統(tǒng)哲學的一些領域，比如分析哲學、現(xiàn)象學，在70年代后有重要影響的著作卻寥寥無幾。所以70年代之后，歐洲能夠在全世界產生影響的哲學家，其實主要就是?？潞凸愸R斯。

具體到實踐哲學，70年代以來，大家關注的都是政治哲學，爭論也都發(fā)生在這個領域，也就是我們現(xiàn)在熟知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政治哲學這個領域通過30多年的討論，它所涉及的問題已經非常廣了。政治哲學有沒有一些新的領域呢？就是說現(xiàn)在大家比較關注的一些新的趨勢呢？也有一些，這就是全球正義的問題，這個領域最重要的兩位研究者，一個是博格，一個是貝斯。近些年還有一些較年輕的學者也開始對這個領域感興趣。這是一個重要的轉變：原先大家關注正義問題都是在國內正義這個層面，但近些年來全球正義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姚大志在德國國際學術會議上發(fā)言）

至于新的發(fā)展趨勢和研究方向，我自己覺得，今后道德哲學可能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近幾年，我也陸續(xù)發(fā)表了一些道德哲學方面的文章，其中一部分被收錄在了我的自選集——《什么是政治哲學》這本文集中。

實際上，道德哲學與政治哲學也高度相關。比如最近一二十年，在政治哲學領域得到廣泛討論的運氣平等主義的問題。在運氣平等主義的討論當中就涉及到了一個問題，就是怎么來理解人及其行為之間的關系。通常我們認為，人沒法對運氣負責，而只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任。運氣平等主義所做的這種關于運氣和選擇的區(qū)分，實際上涉及到道德哲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人對自己所做的事情究竟是否有責任，如果有，是在什么意義上有。這實際上就是道德哲學上人究竟是否有自由的問題。如果人沒有自由，人所做的事情都是決定論的，那么運氣平等主義要求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觀點就很難站住腳了。這方面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

為學心得

記者：您能否從自己的切身經驗出發(fā)，談談您對“哲學的學生”有哪些學術研究方面的建議？

姚大志：對于青年學者和哲學初學者來說，首先，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們應該把自己的精力放在那些實質的、重要的哲學問題上來。這個建議的核心就是你關注什么樣的學術問題。哲學學科討論的問題有很多，就我自己的切身經驗來講，你比如政治哲學領域，討論的問題非常多，進入這個領域也有很多途徑，可以從羅爾斯入手，也可以從斯特勞斯入手，還可以從阿倫特入手來學習政治哲學。但是，如果要我來提供建議，那么我會建議大家從羅爾斯入手來學習政治哲學。為什么呢？因為這涉及到我說的“實質”這個詞的意思。當代政治哲學的框架就是羅爾斯塑造的。你只有從他入手，才能夠理解當代政治哲學在爭論些什么問題。但如果從斯特勞斯入手，你就會誤解當代政治哲學。

第二個建議，就是無論想要研究什么問題，他們都必須站在前沿這個高度來加以研究。你研究的問題可以是很古老的問題，可以是哲學史上的問題。你可以研究康德，也可以研究亞里士多德，只要是根據你的興趣所做的研究，都很好。但是在研究康德、亞里士多德時，你要站在今天的這個高度來研究他們。這就是說你要做的研究要有前沿性。你的前沿性來自于哪里？來自于你感興趣的主題在近期所產生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你只有站在這些成果之上，站在今天這個學術水平之上，你才能做更好的研究，即使你研究的對象很久遠。前沿性指的是你做學問的方式和態(tài)度，而不是你做學問的那個主題。

第三個建議，就是在寫文章的時候一定要注意清晰，一定要清晰地思考問題，清晰地將文字表達出來。而文章清不清晰，與你考慮得是否清楚直接相關。我個人認為，你寫的文章不清楚，是因為你沒有考慮清楚。在寫文章時，清晰是很重要的，但是這一點有的時候又很難做到。只有先想清楚然后才能夠清楚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我想對青年學者和哲學初學者說的一些自己的切身體會。